其实我在八一队也没有呆很长时间，1987年，国家青年队集训，我便和冯哲、孔令辉等一起成为其中的成员。

　　国家青年队原本的年龄线是十五六岁，可我们那一拔都是十二三岁。这个“提前招生”的决定是由当时的国家队总教头许绍发提出来的，曾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。据说开全国教练员大会时，许指导多次被“炮轰”。

　　当时的我们自然是不知道这些的，也没有太多心思去想这些。记得我到青年队的那天，看见冯哲——当时冯哲是我们这拨里打球最好的——心想：上海队这小孩球不错。到了中午孔令辉到了，挺高兴地跟他打了个招呼。因为之前他们在无锡集训八一队也去了，我还跟他打了一场比赛，当时是我赢了他。心里就感觉：哦，这个跟我水平差不多，我不怕他。

　　那时我、孔令辉、冯哲，还有一个湖北的小孩，四个人住一屋。几个十来岁的臭小子住一块儿还有什么好事吗，自然是比赛着怎么淘气了，那个小房间差点儿没让我们折腾成“儿童乐园”。

　　熄灯了，我们屏住呼吸，手里捏着中午从食堂偷带回来的桔子皮，开始打闹，互相乱砸。一时间桔皮纷飞，孔令辉嚷嚷问是谁砸了他，“凶手”冯哲就喊是刘国梁……诸如此类，互相推诿互相“陷害”。玩着玩着就逐渐从“四强混战”发展成“双峰对峙”：孔令辉跟冯哲一伙，我和湖北小孩一伙，四个小家伙闹得不亦乐乎。

　　“架”越打越大，声音越来越响，终于惊动了在楼里“巡查”的教练。面对缺乏自觉性的我们，教练只好让一个大队员住到我们房间，而把我调到了那个大队员的房间，同三个大队员住在一起，离开了那个小小的”儿童乐园”。

　　那时候，我和孔令辉，还有现在在瑞典的黄大伟三个人特别好，经常凑一块玩儿。都是小孩儿嘛，也没多少钱，每到星期四下午调整的时候，三个人就把钱凑到一堆儿，数数。要多呢，就出门打个车到前门，吃烧麦。那会儿是谁发现一个吃的地方就去那儿。到了那儿之后，钱多的人就去买烧麦，钱少的人就去买水，没钱的人就去端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钱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，家里给点儿，队里发点儿补助，反正谁有钱谁就先花。我们开玩笑，说是从小就过上了“共产主义”的生活。

　　刚进青年队的时候，也就是1987年的北京集训，当时一共是22个人集训，冯哲排第一。我那时的成绩不是特别好，和孔令辉、张勇、王飞差不多。第一次打的时候还不错，排在中上游；后来就不行了，因为实力在那儿，也就是个中游水平。再后来，青年队调我，也就是1988年吧，八一队不大愿意放。因为他们认为
我在八一队重点抓，对我的成长会比较有利，所以就晚去了半年。后来又集训了三个月，这次进步比较快，三个月之后就和冯哲，包括国家队1972年出生的那批差不多是一个级别的水平了。孔令辉也进步得比较快，集训结束后，冯哲、他、我就到了国家青年队的最高水平。

　　1989年，在国青队带我的李晓东教练调进了国家队，正带着孔令辉的尹宵指导把我接到了他的手下，我和孔令辉就成了同门师兄弟。

　　尹指导是个脾气挺好的人，但对我们的要求却特别严格。那会儿我们也小，不够懂事，所以老挨罚。尹指导骂我们，有时急了甚至还会动手。

　　1989年的亚洲少年比赛，队里派我们参加。前几届中国都没有赢过，老输给韩国、朝鲜什么的。我们这一届也输了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大。都是1971年的，基本上都是他们国家队的主力。我们当时输了个0比3，单打就冯哲一人进了前8！

　　这次“惨败”令我们印象深刻之极，当时的反应就是：直板快攻不行了。必须改打法！